成都公建民营敬老院好不好

改革开放以后，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，“单位人”演变为“社会人”，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消失了，单位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少了。很多企业在转轨后，职工已经完全失去了享受单位福利待遇的机会，退休后实行社会化管理。迄今为止，依靠单位提供各种养老服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由社区和企业以及各种组织提供的养老服务。同时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，迄今为止在养老服务层面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家庭功能也逐渐弱化。在中国，家庭养老是一种制度化的传统，历史悠久，而且依然是主流的养老方式。然而，随着经济发展、社会转型、人口结构变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这一方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由于中国处于转型时期，应该承担责任的政府无论从制度上、政策上还是财力上都没有做好准备。公共需求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、公共服务能力的矛盾凸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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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传统的养老服务为“养儿防老”，但这类方式与当代社保规章制度有一定的矛盾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代青年自身压力较重，大城市青年人多见房价上涨、孩子教育等所困，也多不与老年人同住；乡村青年人则多外出务工，与上一辈大部分時间处在分离出来情况。因此，这一模式现如今已经遭受极大挑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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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覆盖面小，保障水平过低，全国适龄人口的参保率相当低，覆盖面非常狭窄，使得保险的互济性很差。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，到2005年底，全国仅有5500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，占全国农民人数的5.8%。在保障水平方面，《基本方案》规定，农民交纳保险费时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至20元10个档次缴费。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很低的2元/月的投保档次。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，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，每月可以领取4.7元，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.9元，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，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。即使农民每月投保4元、6元甚至是20元，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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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发展中的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。社保基金增值保值任重道远。”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近日就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若干问题”进行了专题演讲。项怀诚说：“我国现在虽然还处于劳动力黄金时期，但60岁以上人口超过14%，65岁以上人口超过10%，按照国际社会标准，我国显然已经跨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。”(10月23日《新华网》)世界银行数月前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，2001年到2075年间，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.15万亿元。一面是老龄人数节节攀升，一面是养老金缺口渐渐拉大，面对这种让人窒息的逆向断裂，我们不得不寻思：有朝一日，当我们垂垂老矣，谁来为我们养老?